创业“中国心”我的苦与乐

因为种种原因，他们回到了中国，创办企业。然而，他们的*终目的，都是一样的，哪怕说出来有时候会怕人说矫情，但是，他们确实都有一颗*热的“中国心”。正如一位海归告诉*江晚报记者的，他“想在高速发展的中国，再一次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我的个人价值，和为祖国做点事情的心意，是融在一起的”。

办企业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缺一不可，远比求学、工作复杂。记者采访了杭州的几位海归，他们经过磨砺存活至今。而当初，在他们周围创业的朋友、同学，不少已经放弃了。

他们面临*大的难题是本土化，以及克服自己身上太过理想主义的东西。我们试图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和困惑，让不同背景的创业者看到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希望。

什么都需自己调节

采访那天，记者换了鞋后进入这家公司纤尘不染的接待室。不一会儿进来一个穿白衣服的清秀女孩，看上去柔弱甚至怯生生的。她的助手介绍：这是汪总。

汪昕是杭州人，除了她在经营一个企业的事实外，从她的外表实在找不出任何作为一个企业当家人的线索。她说话柔声柔气，喜欢文学和心理学的书，在日本留学时攻读教育学，平时喜欢听点音乐，晚上一个人开车在空荡荡的三桥上会觉得孤单，还跟爸妈住在一起……

在留日期间，汪昕教一个日本女孩学中文。女孩的爸爸是铁三角一个分公司的老总，那时他正在考虑把部分生产基地放到中国。

他委托汪昕到中国处理一些事务，她于2000年4月正式在杭注册了公司。

这位老总眼光*到。2000年，杭州铁三角只有十来个人，租了滨江区一个软件园3号楼的几间房子，后来搬到6号楼，再后来搬到8号楼。租的房子从一层变为两层、五层，到2006年10月，他们搬进了自己公司的大楼。这时候，管理层加员工已经有400多个人，企业越做越大。

铁三角擅长做唱机针头、麦克风、耳机等，在日本和欧美享有盛名。总公司对品质的苛刻要求，让汪昕在公司成立初期压力很大。她还记得，当时为了等一台专业调音台下线，从老总到车间员工守着生产线几天几夜。

这个女老总习惯于轻描淡写讲自己的经历，包括这8年来她付出的努力和牺牲。

“其实没有觉得很苦，就有一次，为了等一批进口设备，我紧张得不能回家，跟一些日本员工在公司过了春节。当时赶上春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设备会到，滨江那时候一家饭店都没有，我们春节那几天就吃方便面度日，还放了鞭炮。日本没有这种习俗，他们还觉得挺开心。”

“刚开始，常常加班到很晚，一个人开车经过空空的三桥，真是有点凄凉的。”

这8年来，汪昕见证了高新区的发展。她说，刚来时这里几乎没什么高楼，江南大道还不到现在的一半宽，其他的路还是泥泞小路。“看，后面士兰微电子那栋楼，我们2006年搬进来时还是平地呢!”她把自己*美丽的年轻时光贡献给了公司，奇怪的是，从准文学青年到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角色转变，她似乎没有经历太多慌张。

当年跟她学中文的日本女孩，如今已为人母，做起了全职太太。而汪昕，原来似乎会成为一位老师或者心理师，却挑起了公司的重担，并打算一直努力做下去。

“什么都靠自己调节的，我把许多权限交给别人，自己多考虑一些公司远景的事情。多下来的时间，看看书，很好了。”

人要随着环境变

回国前，郑秋枫美国在杜邦、朗讯等大公司任职。有一次浙江省电子商务考察团去美国考察，听到他的一些陈述后很感兴趣，邀请了他和其他一些中国留学生共同回来做一个**企业的信息化规划项目。就这样，李慧和郑秋枫等人认识了，并且迅速组建了一个团队。

李慧在美国读完工商管理硕士后，打算把国内没有的一些东西带回来，但在遇上郑秋枫前，她还没有很清晰的规划。她擅长市场运营，跟管理出身的郑刚好搭档。

他们都有工作经历，并且有财力、人脉的积累，创业比一般人都要顺利。不过郑秋枫告诉记者，还是需要不断调整公司策略。“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，回到国内有许多不适应。举个例子，比如开车。我刚回来不敢在杭州开车，大家都开得快，而且有些不遵守交通规则。后来解决的方法是，我雇了一司机。”

“在办公司过程中，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这样不适应的事情，也有很多教训。”

郑秋枫说，因为他们从事的是管理和咨询业，录用员工时没太多硬杠杠，只能凭人家以往的背景经历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有些应聘者简历写得很出色，但进来以后往往与实际不符——他们不得不改变用人制度：加了一个试用期。

“还有，浙江这边的公司习惯于‘****’，就是额外再送一点服务。一开始我不接受，一直被说成‘固执’，因为在国外工作，商业习俗是不一样的。”

经过体系内不停的修改，和公司外不断开发，李慧、郑秋枫等几位创始人已经把公司带上一个快速发展阶段，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把信息化项目交给他们做。业务不成问题了，现在*让他们头痛的是人才。

“管理咨询类人才，得从实践里磨炼出来。我接待过一些回国的留学生，在海外念了硕士、博士回来的，但还是不行。”李慧告诉记者。

他们的解决之道是，自己努力培养，加上从外面找一批有工作经验的。实在不得已，还得把一些项目往后推。

“都说上海人才多，可是我们公司在杭州，*接近浙江地区的大量客户。取舍之后我们留在杭州，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变通解决。”

“大马哈鱼”不怕摔打

5岁上小学，14岁考大学，24岁成为哈佛大学三百多年历史上*年轻的设计学博士。

许多描写夏建统的文章，都喜欢如此开头。这个今年才32岁的年轻人，几乎从小就戴着“天才”的帽子。不过他自己似乎避之不及，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每一项成就的取得要付出多少努力。他在杭创办的XWHO(中国)设计咨询公司如今是中国境内的知名规划设计品牌，另一个以GIS技术为核心的天夏科技集团也赶上了国内“数字城市”发展的大好时机，成为这个行业*屈一指的企业。

他把自己办企业称作“试错”过程。“只要不犯致命的错误，就有机会从失败中学到东西，继续奋斗。”

“我觉得海归要想学成回国有所建业，要向大马哈鱼学习，适应海洋和江河的环境。”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马哈鱼，在河里出生，长大一些后就游到海洋里去，在海洋里觅食、成长。到了秋季，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顶着激流回到出生地产卵……

适应常常是痛苦的过程，创业多年来，这样的痛苦但不致命的事件发生过数次——比如设计公司员工集体辞职事件。

“人家说设计公司是世界上*难管的公司，员工都是富有创意的优秀人才，但这也注定他们是慵懶随意、追求极度自由的一群人。2003年，公司成立没多久，我想依据国外的经验，推行几项管理上的改革，比如让大家分享经验，要他们对手头项目做精密的计划等，但遭到了出人意料的集体抵制。”

原来，员工们认为设计是一项需要灵感的工作，不能设立严格的计划表，否则还叫什么“设计”?夏建统的改革触及的不但是员工经济上的利益，更多的是挑战了他们对工作的认同感，以及自尊心。

夏没有在改革上让步。在逐个劝解和集体动员后，依然有一部分人离开了。当时，离开的人给留下的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影响。不过，现在有些人还要求回来——用夏建统的话说，“留下的员工并没有觉得改革带来了困扰，而离开的员工发现极度自由并没有想象中好。”

后来，在成立新的地理信息技术公司时，他又面临核心管理人员不认同的窘迫，经历了企业高层的换血。

这样磕磕碰碰地寻找*符合自己理想又*接近现实的方式，夏建统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了，也越来越适应国内的社会风俗和商业文化。

“现在还不适应的有两件事：饭局、参加专家评审会。”自称拙于言辞的夏建统，滴酒不沾，出现在饭局和专家评审场合，仍感到有压力。

我问自己为的啥

在海归创业群体里，让人一时间难以理解的属周才健。他1983年高中毕业后赴美，在马里兰大学念完电子工程后，又相继读了硕士、博士。后来在全球*大的几家通讯公司任职，从普通技术人员一直到出任相当于公司副总的职位，负责亚太地区技术采购业务。他还担任过全美华人协会秘书长，这个协会*初由杨振宁设立，是早期比较著名的华人团体之一。

周的太太任职于美国联邦司法部，也是在美华人中的佼佼者。40岁出头的他，为什么把妻子儿女放在美国，一个人来杭州重新办一个公司呢?

“我妻子一开始强烈反对我回国，不是她不爱国，而是我们在美国工作生活了20多年，几乎完全西化了，我们生活得很好，甚至比大部分美国人好。现在突然回到中国，人生地不熟，还要重新做一个公司，为什么呢?过春节那段时间，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呆在公司，也在问自己：为什么呢?”

周才健说，单纯用“爱国心”来解释自己的回归，显得苍白而近虚伪。但他的确想在高速发展的中国，再一次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“前半辈子给了美国，后半辈子给中国。我的个人价值，和为祖国做点事情的心意，是融在一起的。”

40多岁的男人，如果没有一个转折，就只能沿着原有道路走到退休了。是祖国，给了他一次奋斗的机会，让心里还有热血的人，再挥洒一把。

虽然他的国语显得有些生疏，他在杭州也碰到了许许多多诸如人才、交通、管理方面的问题，但是周才健的公司还是快速发展起来了。他说，几乎同样的通信数据集成研发成果，他们用了半年，而他打听到别的公司用了三年。“速度就是胜利。”

“虽然说感谢显得苍白，但我还是要表示自己的感激。在杭州，我得到了高新区人事局的许多帮助，包括用*高的效率注册、解决公司场地问题等，他们甚至答应帮助解决公司员工的户口问题。在别的地方，也许我不能发展得这么快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