陕西分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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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8年夏，西安市**拆掉西安城墙的决心已下，拆城在即。
北京和南京的古城墙正在拆除，“西京”的城墙似乎也成了多余。不管是**决策还是社会**中，主张把城墙拆掉的都占了上风。
当时的西安城墙，业已破败不堪。敌台、箭楼多已沦为废墟，城上满是荒草，垛墙处处倒塌。时值盛夏，常有大雨，有的墙体经雨水浸泡后，城垣垮塌下来成了山坡;天气闷热，护城河中浸泡着垃圾与污水，臭气熏天。以前的防空洞里有的办起了工厂，有的干脆被安装门户成了窑洞式的民居。
市**组织了座谈会，主张拆除城墙的同志认为，封建时代营建的城墙现在已经**没有了军事用途，保留下来一是劳民伤财，维修费用*大;二是城墙久经战*磨难，处处险情;三是限制交通，阻碍城市发展。主张保留城墙的则多以文物界的**学者为主，声势明显处于下风。
西安民众也大多支持拆掉城墙。当时的社会心态决定了人们对文物的不友好。建国伊始，人民**次当家作主，在经历了**的深重苦难之后，群众心中*大的愿望就是快马加鞭，摆脱落后、贫困的窘境。热*朝天的劳动中，再谈古今、谈怀旧、谈意蕴似乎就有点儿不合时宜了。
1958年9月，西安市委向省委请示：经研究认为，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，今后总的方向是拆。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，只保存几个城门楼子。
10月，陕西省委复函表示“原则同意”。
其实就在不久之前，暮年的西安城墙刚刚张开厚重的臂膀，给了陕西人民*后一次保护。
历史上，西安受到了无数次战*的摧残，明代建成的西安城墙也曾无数次地保护三秦父老。虽然有时也难免被攻破，但一看到坚实的墙体，西安市民的心中还是踏实了许多。
抗日战争打响后，西安作为西北军事重镇和大后方重要基地，始终是日军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，八年抗战，西安就被炸了八年。
1937年7月，日本全面侵华，同年11月即开始轰炸西安。后来，随着日军受阻于潼关，并在山西运城机场建立陆军航空队中心基地后，对西安的空袭活动更加频繁和猖狂，给西安人民带来了一次次的梦魇。
日军轰炸西安，每每数十架飞机结队而来，所投各种炸弹百余枚。轰炸的地点集中在东大街、西大街、大麦市、桥梓口、五岳庙门等城墙内的繁华闹市或军政机关。日机从山西运城基地出发，只需要半个小时的飞行便可以进入西安上空。比起从武汉起飞对重庆的轰炸，可用于预警的时间更短。西安又不及重庆多山，可以依托山体修筑防空洞。飞机一来，无处躲藏。
在这种形势下，本来在民国初年因“科学昌明、*器进步”而被视为无用，拟予拆毁的西安城墙，成为了构筑防空洞的*佳选择。抗战期间，城墙上挖出了大大小小的防空洞千百孔，厚厚的夯土城垣，在很大程度上保护百姓们熬过了八年的艰苦岁月。
那时各单位都有规定，只要有人听见敌机响声，就可大喊：“防空!”随着此起彼落的惊叫，全市人民争先恐后地从城内的各个角落里蜂拥而出，在异常的恐惧下没命地跑，直奔城墙下的防空洞。有的人甚至一跑进防空洞，顿时就晕了过去。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三秦父老盼来了难得的和平岁月，但是新生的共和国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、包围和战争威胁。那时候西安城墙已经只剩下一个夯土城垣了，环城一周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防空洞。
厚重的历史造就了深沉怀旧的三秦父老，与西安城墙世代共生的人们，即使是支持拆城的人，此刻内心的深处也一定是不舍的。但其时，“大跃进”正是如*如荼，人们对于摆脱落后面貌的等待似乎耐心已尽，开始以异乎常规的速度“跑步”向前。从普通百姓到国家领导人，一概不免都失去了平和的心态，社会上弥漫着各种浮躁的氛围。新生的共和国要发展，美好的生活在前方等待，年迈的城墙似乎又成了羁绊。人们在快马加鞭地赶英超美中迷失了自己，西安城墙危在旦夕。
北京、南京的城墙几乎已拆毁殆尽，关于西安城墙的传闻四起，人心惶惶。各种猜测在坊间流传。城墙上的垛墙、墩楼以及城四角的角楼，毁于一旦。城墙墙体被挖断了两处，近两万平方米的外墙青砖流落民间，形势万分危急!
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，在紧张的现代化进程中，我们是否抛弃了太多的东西?西安城墙非拆不可吗?时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的武伯纶便联合几个同道，把他们的疑惑以“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”的名义向国务院请示。
当时，建筑泰斗、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多方呼吁、奔走协调，都没能保住北京城墙，甚至连多留下来一座城门都不可得。这样几个陕西的“老文物”发出的请示，在中央能得到重视甚至同意吗?1959年的夏天，异常闷热难耐，武伯纶几乎已经绝望了。市建设局甚至已经编制好了拆除城墙的计划意见书。
9月间，却突然传来了令武伯纶万分惊讶的好消息：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《关于保护西安城墙》的通知。难耐的酷暑终于度过，凉爽的秋风中，武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身处那个时代，摆脱浮躁的心态，逆势而动，改变西安城墙的命运，需要超脱历史局限的大智慧，更需要逆水行舟的大勇气与抵定乾坤的大气魄。
更让武伯纶意想不到的是：事情的背后，巍然屹立的这位挽救者，也是一个三秦子弟，一位生在黄土坡上、长在渭河岸边的长者，一位在这样激荡的年代里没有迷失自我的智者——习仲勋。
时间回到这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夜里，文化部突然接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的电话。电话内容非常简洁，就是说北京城墙保不住了，要赶快把西安城墙保下来!话虽就这么几句，但其中蕴含的信息量非常*大。
早在1957年，文化部就曾多次向国务院提交报告，要求停止拆除北京旧城。报告中认为：“北京城墙的存废不仅影响国内，而且有国际影响，必须严重考虑。”但在大跃进中，北京城墙还是应北京市整体规划的要求而被决定拆毁。
这个时候，习副总理亲自打来电话，要求保住西安城墙，意味着习副总理一定已经在多方努力地保护西安城墙，且在这个时候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共识，需要文化部的协助。文化部接到电话以后，也极为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正如习副总理所说，北京、南京的城墙没了，不能连西安的城墙也保不住。部里想办法把能组织到的*资深的文化历史学者和*精干的写作班子集中起来，居然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，就赶出了一份关于西安城墙的资料。报告中提到，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保存*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，应该保存，并加以保护。
这份连夜赶出的报告，第二天清晨就被递到了国务院，国务院很快做出了批复：“同意文化部的报告，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办理。”
这份文件，在历史滚滚车轮的夹缝中挽救了命悬一线的城墙，西安城墙自此逃过一劫。1961年，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**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